“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王鼎钧模仿凯撒的名言，写下这段异乎寻常的话，仿佛要将胸中的愤懑倾泻一空。这份情感已经淤积在这位作家胸中多半个世纪了。1992年，年近七旬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寓所里铺开稿子，开始撰写一生的经历。他说，“我并不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过，池泊与大江大河声息相通。和近百年所有中国人的命运一样，王鼎钧也被裹挟进历史的漩涡之中，载沉载浮。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在海外觅得一张安静的书桌，细细描摹一个知识分子在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九死一生的的传奇。2009年，历时十七年，王鼎钧终于完成了《回忆录四部曲》。这部近百万字的文学巨著显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王鼎钧说，“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其实，这位作家的思想也像一条山间小溪，虽然“万山不许一溪奔”，最后突围而出，“堂堂溪水出前村”。90年前，王鼎钧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耕读之家。有清一代，这个世家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本来，王鼎钧会像他的先辈一样，读书求取功名。可是随着清王朝的覆亡，旧社会秩序解体，在遭受土匪洗劫之后，王家开始走向败落。那是一个新旧杂陈、方生方死的时代。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的王氏子弟回乡办学，将许多新鲜事物带到乡间。可是，乡人们对新生事物畏惧不安。王鼎钧记下了乡人很多迷信，例如，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那也是一个民族危亡日益迫近的时代。学生们天天高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老师在课堂上痛陈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同学因羞愤而伏案痛苦。许多饱学之士以“国情论”为依据，声称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政治不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在外敌步步紧逼的危亡之秋，中国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由政府领导民众, 用强力铲除军阀，驱除外患。日本侵略军来了，大批难民像潮水一样涌来，又像潮水一样涌向南方。少年王鼎钧跟随父母逃难，然后又回到日本军刀下的家乡。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留在家里很危险，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于是两个政权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失学的青年。有人到“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歩跨出去，后来竞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十八岁的王鼎钧来到安徽阜阳，成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一名学生。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学生穿军衣、吃军粮、练习军事动作。教官对学生灌输“专制始能救中国”的道理。一位教官说，“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专制的神威来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服从政府，干部服从领袖。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保留的。”他伸出手掌：“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学生回答“五根”，他却说是“六根”。当学生顺从地齐声说“六根”时，他很满意地说，“对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 黒暗服从!”二十多年后，王鼎钧在台湾看到一部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电影，片中正有这么一场戏：审判官刑讯被告，问他看见几根手指头。台湾的年轻人只当是一个笑话，王鼎钧却回想起当年的一幕。“那时的军国教育在我们身上成功了”，王鼎钧感慨地写道。
时值抗战胜利之后，王鼎钧在这个“首善之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民营报纸，“各家报纸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新奇。在后方，我只知道一个观点、一种长短，对天下事只有一种看法，都应该由政府宣示。”当时，20岁的王鼎钧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宪兵。当时的宣传说，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蒋介石曾承诺，“抗战胜利之日，训政结束之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定出时间表，开放政治准入。1946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三十八种，修正了若干种，公布宪法草案。当时王鼎钧所在宪兵队驻扎沈阳，“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你若拦住他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来给你看宪法草案：人民有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社会上空气弥漫，宪政就是民权，宪兵警察都是民主的障碍。公权力遭人奚落，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此前数月，内战已经爆发。作为一名士兵，王鼎钧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眼看着国民党政权迅速腐败下去。尤其是在东北，接收旧政权的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接受变成“劫收”，诸多丑剧令年轻气壮的王鼎钧幻想破灭。心灰意冷的王鼎钧脱离宪兵，到秦皇岛的一个联勤补给单位工作。此时国军节节败退，王鼎钧像汪洋里的落水者，靠着运气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从秦皇岛到天津，从山东到南京，王鼎钧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最后奔亡数千公里，到了上海。内战的血腥残酷让王鼎钧惊骇莫名，尤其是长春围城的惨剧，让他眼泪冰冷，手指发麻。看惯了世路的险恶，历尽了无数的磨难，王鼎钧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新政权要彻底改造社会，对原有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伦理结构完全颠覆，原有的部分阶级难以继续生存，所以每逢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时候，都会有大批难民跟随逃亡。王鼎钧的父亲，一位山东守旧士绅，也是难民大军中的一员。在上海，王鼎钧与父亲相对无言，任命运逼近。最终上海不守，父子乘轮船逃往台湾。王鼎钧写道：“我们父子如果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围绕这个问题，五十年代的台湾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此时王鼎钧服务于“中国广播公司”，他仔细分辨不同的观点。集体主义认为：国民政府不够集权、不能彻底控制人民，才丢掉了大陆，以后要更加集权。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原先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五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王鼎钧撕裂。作为在国民党“训政时期”长大的青年，王鼎钧被一再告知“自由诚可贵，纪律价更高”。虽然残酷的内战已经动摇了他的集体主义的信念，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不过，胡适和他的伙伴们一言一行，都在王鼎钧心中千回百转。王鼎钧曾被告知：“杰出的领袖要有一群杰出的人物跟随他，这一部分人交出个人的自由，各尽所能配合他，创造环境，成就一番事业。拥有个人自由的大众，只能享用成果，因此个人自由是一个人比较低的人生境界”。而胡适这一派则说：组织和纪律只能给人低级的人生，甚至是可耻的人生。这些说法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它们对王鼎钧的思想冲击如此之大，“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国民党当局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因此在台湾实行铁腕统治：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仅仅由于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一些人就被当做“匪谍”枉杀枉捕。王鼎钧长期被特务监控，因为他有“历史问题”——曾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长期精神紧张，导致他一度患上“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五十年代后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繁荣，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大势所趋。到了1968年，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鼎钧把五十年代称为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十年代进入“思财”年代。在他看来：“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算盘。历史俱在，政府常用强悍手段营救社会，社会得救后再转过头来清算强悍手段，两者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七十年代，社会运动也活跃起来。王鼎钧记录了自己的奇遇：台湾情治机构的首长向他征求改革意见，而后几位高级特务定期与其聚餐，王鼎钧餐间的议论竟然上达执政者，改变了政府的一些政策。王鼎钧逐渐突破了自己，旧有的思想在民主自由的冲击下完全瓦解。1978年，王鼎钧受邀到美国大学任教，临行前，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向几位高级特务坦言（他知道这些话会传递到蒋经国耳中），“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因为人民会厌倦”。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经过大破大立，王鼎钧最终认同了现代文明价值。这条路饱含着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他走得很苦，但是最终毕竟突破了大山阻隔。十年以后，台湾解除戒严。王鼎钧眼看着“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是，到如今，我们依然对台湾的转型过程感到陌生。台湾是大陆的一面镜子，不了解台湾的70年转型史，很难理解大陆的改革史。
“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他记录了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王鼎钧的写作，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有战争，有逃难，也有温情。由于历史原因，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的自传文学作品。北大王奇生说：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重文不重实。王鼎钧却能兼具其长而兼避其短。一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说：王鼎钧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理想。为此，先知书店诚荐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四部曲”，本书历时17年完成，多次获得台湾图书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文笔，被评价为“崛起的山梁”。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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